来源:《文史知识》2017年第07期 作者:彭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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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晋代兴”与王国维长调创作的矜持之心——以《摸鱼儿》“秋柳”意象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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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国维论词偏嗜五代北宋而深恶南宋,其境界说也主要由对五代北宋词的感悟提炼而来。其实王国维崇尚五代北宋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时在词的体制上以小令为上,而南宋则是长调最风行、最有成就的时期。这种对小令、长调的好恶,显然也影响到其理论建树的方向问题。不遑说,今存王国维词,小令占着绝对多的数量,即就其《人间词话》而言,对长调的不屑也毫不掩饰。其语云: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均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按照王国维的看法,近体诗中从绝句到律诗再到排律,篇幅愈增,而地位愈降。词体的由尊至卑顺序则是从小令、长调到《百字令》《沁园春》等更长的长调。这种文体尊卑观念当然是王国维个人的体认,实际上,文学史的实践已经证明,文学成就的高低虽然与文体的表现空间和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根本的还是作者的创作才华以及付诸文体的题材和思想情感内涵。有谁能说陈端生的长篇排律《再生缘》不值一哂呢?又有谁能否认周邦彦《兰陵王》《六丑》、辛弃疾《摸鱼儿》等词的杰出成就呢......(本文共计7页)       [继续阅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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