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6年第07期 作者:李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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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或众多个偏激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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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的春天是偏激而短暂的。二月刚刚过去,大地上更多的人尚未褪去冬衣,阳光就在每一个早晨突如其来,人行道上的花和窗下的长江水就开始各种春波暗涌,像一个时代的悄然开始或含苞待放。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或者更长一些的日子,我们在艺术家杨科盖着厚厚金丝绒窗帘的房间,就着普洱和古巴雪茄,想让一些事情在商榷和争论中慢慢丰满。十一岁就读川美少年班的杨科,后来在金融市场里叱咤风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近四十年的夜晚,杨科都呆在和府酒店空旷而巨大的总统套房里,绘画、书法,然后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唯一的汉地抄经手,用小楷在蓝色蜡签纸上平静地抄写《金刚经》。落笔平风雷。窗外,最好的时代和最糟糕的时代显然没有纸笔重要。其实,在杨科的生活里,尽管房间总是被窗帘遮盖,但心里一直住着春天。这样的春天,是艺术的、偏激的、信仰的、诗意的。就像我少年时代热血地写下“季节是无所谓的”那样。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讲究逼格的时代,很少有人明白,除了“装”,生活究竟该不该或者说该怎样去真正多一点艺术调性和味道。在这个媒体哼着国际歌小跑和 现当代艺术“观念大于基本功”的年月,我们很多次地聊到一个词:门萨。在......(本文共计2页)       [继续阅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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